“律壇怪俠”楊金柱無疑是當今律師群體的一個另類，沒有太大“典型”意義和“可復制性”。他原先應該說是在體制內(nèi)“混”得相當?shù)靡獾囊粋�人物，現(xiàn)在卻游離于體制之外而備受打擊。之所以如此，倒未必是因為他改變了自己的立場，而是“體制”的邊界發(fā)生了變化。在這種情況下，靈活乖巧的人應該跟著變，不斷調(diào)整自己的方向，從而穩(wěn)穩(wěn)地立足于體制內(nèi)，至少兩耳不聞窗外事、繼續(xù)悶聲發(fā)大財；“識時務者為俊杰”，此之謂也。絕大多數(shù)中國人都是很識時務的理性人，不會故意給自己找茬，多數(shù)律師也不例外�？墒撬麉s偏偏不識時務，不僅不見風使舵、明哲保身，而且公然挑戰(zhàn)最高法院和司法部長的權(quán)威，在行政管制甚嚴的中國律師界無異于引火上身。這純屬他個人的非理性行為，不足為斤斤計較于利害得失的理性人所效仿。
不過任何事物都有兩面，“理性”過了頭也就成了非理性。我們知道，法治就是針對平常理性人設計的，最適合膽小怕事的理性中國人了。殺人者償命、偷盜者砍手，……所有法律懲罰都是為了震懾潛在犯法者的理性，讓違法變成一件得不償失的事情，于是大家都乖乖守法了。問題是“徒法不足以自行”，誰來如實與公正地執(zhí)行法律？如何保證執(zhí)法者自己不犯法，至少不至于犯法之后任由其自圓其說、自行其是？既然法是社會公器，不獨為執(zhí)法者所有，如何防止執(zhí)法者公權(quán)私用，甚至打擊壓制敢于揭露和抗議執(zhí)法犯法的“不識時務者”？中國法治改革三十年的一個常識是，理性的執(zhí)法者是不會自動維護法治的；除非在外界壓力下不得已而為之，執(zhí)法者的理性選擇不是為公共利益服務，而恰恰是利用公權(quán)為一己私利服務。這樣就產(chǎn)生了中國法治面臨的一個根本難題：如果理性的執(zhí)法者不會自動控制公權(quán)濫用，理性的被執(zhí)法者又出于自己的利益害怕和執(zhí)法者抗衡，不敢站出來抵制執(zhí)法違法行為，而只能任由制度廢棄或虛置，那么還有誰能為中國支撐起法治大廈呢？雖然法治讓所有人都長期受益，甚至執(zhí)政者自己也不例外，但是一個狹隘理性社會卻偏偏無力支撐法治，以至最后每個理性人都不得不忍受法治缺位的非理性之苦。
這就是充斥著當今中國社會的“囚徒困境”：一種行為模式對于個人看起來是很理性的，但是對于個人構(gòu)成的集體來說卻是非理性的，最后對于每個人來說也是非理性的；我們都不敢站出來說話，做一個“縮頭烏龜”是對每個人來說都很“理性”的一種行為方式，但最后的結(jié)果只能是讓整個社會喪失法治，而我們也活該遭受法治失序、綱紀廢弛之罪。楊金柱只是以其獨特乃至極端的方式向我們展示了律師界的“囚徒困境”。在任何法治國家，律師都是“法律共同體”的主要組成部分，是維護法律規(guī)則的頂梁柱；沒有哪個國家可以在一個遵紀守法的律師群體缺位的環(huán)境下成就法治，因為法律規(guī)則首先要靠這些法律人來承載。然而，在一個法律制度和文化都不健全的國家，律師界本身尚未完成法律共同體的建構(gòu)，更無力抵制外部行政干預，以至律師行業(yè)內(nèi)部不僅“潛規(guī)則”盛行，而且楊金柱本人所說的“劣幣驅(qū)逐良幣”已然成為趨勢；諳熟司法腐敗等“潛規(guī)則”操作的律師春風得意、左右逢源，遵紀守法、兢兢業(yè)業(yè)的律師反而“吃不開”，像楊金柱這樣敢于直言犯上的律師則更是“吃不了兜著走”。在律師權(quán)利得不到基本保障的環(huán)境下，中國法治大廈永遠都將是一個無人支撐的空中樓閣。
因此，法律確實是為理性人設計的，法治的基本邏輯正是個體理性，但是要建立法治卻不能單靠理性。在一群沒有擔當、沒有勇氣、只知道搭別人便車的理性“囚徒”中間，是不可能建立起法治秩序的。正如臺灣地區(qū)一位基層法官曾對我說的，法治是靠法律人的不懈斗爭才贏得的。臺灣法院原先也和大陸一樣，判決書需要院長蓋章才能生效；只是在法官不斷抵制下，才逐漸演變成法官個人簽字就說了算的主流法治模式。反觀大陸，在司法改革初期，偶爾還有法官堅持己見、敢于抗上的零星報道，但是在法院高度行政化的管制體系下，這些特立獨行的法官一般都沒有什么“好下場”；絕大多數(shù)“識時務”的法官則唯唯諾諾、明哲保身，甘愿聽從領(lǐng)導旨意。律師界更為獨立，但是仍然受制于司法行政部門領(lǐng)導，而且近年來行政控制不斷加強；一旦觸犯了哪位領(lǐng)導，像楊金柱這樣特立獨行的律師同樣“下場”很悲慘。大多數(shù)“理性”律師見此情形，莫不心生恐懼，有關(guān)部門“殺雞儆猴”的效果也就順利達到了。只不過在法官律師集體噤聲的環(huán)境下，1999年就已入憲的法治國家理念何時才能實現(xiàn)呢？
法治難乎哉？對于一個“各人自掃門前雪”的狹義理性社會，“囚徒困境”和“搭便車”的僥幸心理無處不在，法治確實“難于上青天”，楊金柱也將注定成為不識時務乃至“螳臂當車”的堂吉訶德，一個不足效仿、不可復制的孤獨特例。然而，人畢竟不是純粹的狹義理性動物；哪怕只是為了長遠理性，當我們這群理性人看到理性“囚徒”所面臨的悲慘困境，難道不應該有所觸動、有所行動嗎？其實只要我們每個人都做那么一點點，就沒有必要走得像楊金柱那樣遠，楊金柱本人也沒有必要走那么遠，而我們自己的法治環(huán)境將得到極大改善，因為執(zhí)法者也是理性的，面對天怒人怨也會有所收斂。似是而非的是，對于那些有點勇氣的人群來說，法治反而不需要那么大的勇氣，也不需要楊金柱這樣的“律壇怪俠”了；而在一群沒有擔當?shù)捏@弓之鳥中間，一個楊金柱肯定拯救不了中國法治，即便其個人犧牲也不能成為中國法律人集體懦弱的救贖。
和民主一樣，法治也是“眾人的事情”，需要法律人的集體勇氣和擔當才能支撐起來。如果我們每個人都能認真對待自己，至少做好自己的事，做律師的像個律師，做法官的像個法官，做學者的像個學者，法治終究不是那么難的。
